第一百二十几章 王守仁 (第3/4页)

嘉靖皇帝，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，于是，这去世后的“盖棺定论”成了麻烦事。

    桂萼主持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“功过相抵”——平定叛乱固然有功，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，干脆两相抵消。至于王阳明的学说，则被全盘否定。

    嘉靖皇帝对于这个处置还不满意，他觉得王阳明虽然立了点功，但那又怎样？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，最终的处置结果是：“所封伯爵，本当追夺。但系先朝信令，姑与终身。其殁后，恤典俱不准给。”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，彻底归零，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“盖棺定论”。

    尽管如此，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王学的传播已经无可阻挡：

    一方面，王学对于本心的认知颇有“解放心灵”的意味，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智慧，天然受人欢迎。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，王学虽然被称作“反动”，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迎；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，王学天然适合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，更容易被人接受；

    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王阳明很重视培养学生，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养学生，门人规模迅速壮大。到了嘉靖末年，朝中的重臣如徐阶、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。

    在这些人的推动下，嘉靖四十五年八月，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，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，按照应有的规则，追封新建侯，追谥文成。隆庆二年五月，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，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，此后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。这一轮平反运动，算得上是第二次“盖棺定论”。

    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“事功”，围绕他的学说，新一轮的“定论”又在酝酿。隆庆元年时，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，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。而这，还只是开始。

    既然王阳明有“阐圣贤之绝学”的功劳，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？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，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。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，甚至惑乱人心。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，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，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，陆九渊也从祀孔庙，为什么王阳明不行？

    大臣们争吵不休，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。

    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，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，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。但是，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，也出于“叛逆”张居正的念头，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。从此，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；得谥号“文成”的二文臣之一，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。可谓前所未有。

    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“文武勋德，为我朝冠”。近代以来更有“五百年来一完人”，甚至“中国最后的圣人”的说法。在这一轮的“盖棺定论”中，王阳明全面翻红，成为顶流人物。

    一百多年后，中国的清朝编修完成《明史》，在《王守仁传》的“赞曰”部分再一次做了“定论”。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、后学术的态度，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，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。但是，清人在夸赞的同时，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，傲视程朱，贬低同辈的态度。

    在嘉靖年间，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但在万历以后，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。

    王世贞曾有评论：“今天下之好守仁者，十之七八”。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、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，讲求自我意识，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——有志于建功立业者，可以用“追求本心”鞭策自己。只想荣华富贵者，也可以用“本心指引”为自己开脱。

    在“本心”的引领下，只要你能说服自己，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。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，甚至行极端之事，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。在后学的追捧下，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，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。

    近代以来，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。1926年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，将“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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